张抗抗：被抄走的日记，11年后“漂流”回来了
我在这里记述的，是一段真实的往事。
很多年里，我一直不知道怎样来叙述故事，我担心会把一个真实的好故事讲假了。这也是我始终未把它写成小说的原因。
这个遗失的日记的故事，同一个名叫过大江的年轻人有关。
过大江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。听起来有点像舞台上的剧中人，但这确实是他的真名。故事发生那一年，1969年他才15岁，是杭州一所中学“新初一”的学生。
那一年我19岁。由于文革的耽搁，算是“老初三”了。
他和我虽在同一城市，却不是同一个学校的，我和他之间犹如隔着一条大江，在拥挤而繁杂的茫茫人海中，各行其岸，原本无缘相识。
那一年年初由于文革中一场突然的变故，我丢失了心爱的日记本。
那两个日记本，其实是被人强行抢走的。日记中记录了我，刚刚萌发的一场初恋隐秘的心迹。而我那个初恋的对象，另一所中学的“老高三”学生——那所学校的一派红卫兵头头，此时已被另一派“打倒”。那另一派的红卫兵涌入我家翻箱倒柜，发现了我的日记，认定其中必有可置其于死地的线索和材料，在我同他们发生了争吵而又势不敌众的情况下，他们拿了我的日记本扬长而去。
几乎从1950年代开始，一个人假如在日记中倾诉了自己的心里话，而又不慎将其丢失，肯定意味着一场大祸即将临头。
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日记中写过的那些话。那些人一定会利用这些所谓的“材料”大做文章，对“他”攻其一点不及其余；他们也许会在大批判会上把我的日记公布于众，对我其中的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无限上纲；说不定还会把我也同他一起打成“反动学生”，甚至殃及我的父母……
19岁的我已隐隐懂得，中国人的日记还有信件，有时甚至会让它的主人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我越想越怕，越想越担心。一次次偷偷哭泣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更让我气恼的是，平日被我东藏西掖，就连妈妈也一直不让看的、绝对保密的日记本，如今却落到了一群不相识的人手中。那些属于我内心深处最珍贵最秘密的个人情感，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外人面前。好像让人一刀划开了胸膛，被人窥视被人嘲弄被人肆意歪曲践踏，连同我的自尊和人格……
我羞怯又焦虑、恐惧而担忧。但我没法子把日记要回来。他们不会理睬我。有一次我甚至走到了那所学校的大门口，望着来来往往的红袖章我只能流着泪原路折回。
惊悸的睡梦中，我幻想突然来一场龙卷风把那两本日记卷入大海。我乞求这世上，没有其他人会读到这两个日记本。既然它再也无法回到我的手中，我唯愿这日记从此在地球上永远消失。
那段日子里，几乎每一天，我都等待着厄运的降临。
就是在那一年，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，已经坚持了10年之久的写日记的习惯被我自己彻底放弃。
然而奇怪的是，我日夜担心的那种情形，却始终没有出现。
没有什么人再来找我的麻烦。那两本日记似乎就那样不明不白、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
第二年初夏我去了北大荒，遥远的寂寞中，我却自此不再写日记。
然而岁月却无法抚平我曾经丢失日记的创伤，想起它们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深深地隐痛，时断时续地刺疼着我。我不知道它们最后的结局，究竟是因为那些人偶然的忽略，还是他们并未在其中发现有“价值”的内容，而索性将其作为垃圾丢弃了？
我的失却的日记本，你们到底去了哪儿呢？
过大江这个人，是在我遗失了日记的11年以后，也是我终于渐渐淡漠了当年那一场日记本的风波以后，突然冒出来的。
那是1980年，我正在北京的中国文学讲习所学习。这是自1957年中断了20多年后，重新恢复的第一期文学讲习班。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。
那一天，过大江这个陌生的名字，从一封来自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的信中，忽然跳了出来。
他在信中以急切的口气探问道：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曾经在杭州生活过的人呢？你是不是在1969年曾经丢失过两个日记本呢？你的名字很特别，天底下难道还有与你同名同姓的人吗？假如你真是那个人，假如你真的曾经丢失过日记本，那么我要告诉你，在这11年的时间里，我一直珍藏着那两本日记。如果我能确定你就是日记的主人，我愿意把它们归还给你……
那信封里，竟然还另夹了一页小小的纸片，是从那日记本上小心地撕下来的。一行行密密麻麻稚嫩纤细的钢笔字，在发黄的旧纸页上晃动，令我眼熟，勾起一种遥远而痛楚的记忆。
我傻傻的愣着，目瞪口呆。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简直就像是小说里虚构的情节。但我又不能不相信这是真的——那张小纸片上的字迹，证明它确实是我当年遗失的日记。
我当即就给这个叫过大江的大学生回了信。我说，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
据过大江后来说我给他的那封信，写得很激动。
那两本日记究竟是怎样到了过大江手中？他又是怎样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，将它们精心保存下来？——恍恍惚惚的直到现在，我似乎还是很难相信这一个曲折奇特而感人的故事。
他说那一年自己还是个调皮的小鬼头。一次学校军训演习，练习钻防空洞。工宣队的师傅说，敌机就要来轰炸了，命令他们乖乖躲在防空洞里不许出来。而那位师傅本人，却不停地在洞外面走来走去，还抽着一根香烟。这使他觉得非常不公平。于是他终于忍不住把脑袋伸出了洞外，对那位师傅叫喊说：嗳，那你自己为啥不蹲在洞里，假如真的有敌机飞过来，你肯定第一个炸死！
工宣队师傅很生气，就把他带到工宣队的办公室去谈话。但那会儿工宣队的领导恰好很忙，让他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先等一会。
他等了一会，又等了一会，时间过了很久，还是没有人来找他谈话。他感到很无聊，在屋子里东张西望了一会，似乎在无意之中，拉开了桌子的一只抽屉。
那抽屉里塞满了一堆大批判材料，他用手撩了一下，发现里面裹着两个小小的本子，封面有很好看的图案。
他好奇地翻开了其中一个本子，胡乱看了一会，觉得那好像是本日记。扉页上写着一个人的名字。
他又接着看了一会，发现这是一个女孩子的日记。上面有些关于感情的话语，朦朦胧胧地使他感到新鲜。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起来，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，心里忽然强烈地涌来一种想读下去的愿望。
他说后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他把那两个小本子很快塞进了衣服里，然后从窗户上跳出了那间办公室，一口气跑回了家。
那天夜里他读完了这个不相识的女孩的日记。那个少年很久没有睡着，他只觉得有一行清凉的泪珠，从他脸上莫名其妙地淌下来。
他不认识那女孩所记述的那个老高三的男生。他只是猜测那个人与他同校，是他的校友。他还太小，他从未见过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。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，他也始终没有见过那个人。他虽然无法知道这两本日记为何会被人搁置于此，却怀着一种隐隐的怜悯和爱惜，将那个小本子藏在了自己的枕下。
那些日子他长久地翻看着它们，一个像湖水那样清洁而纯净的女孩的低声细语，忽而唤起他一种陌生而温柔的情感。
他说他甚至有些震惊。在那以前的日子，除了“革命日记”，他从不知道还有人竟然这样写日记。那样娓娓的、悄悄的诉说着自己的心事，像是在对世界上一个最知心的朋友说话。他说在那以前，他只读过雷锋日记还有革命烈士的日记什么的，都放在展览馆的橱窗里，供众人参观。
他说他也写过日记，那是必须要交给老师然后“一帮一、一对红”，让大家来讨论评阅。在那以前，他认为日记这种东西的用处，就是写给大家看的。如果后来有一天英勇牺牲了，日记就可以登在报纸上，让大家都来学习，然后大家都来写一模一样的日记……
而那个女孩，却在一场革命的风暴中，痴痴地爱上了一个人。爱得那么专注那么纯情。——爱情原来是那样美好的呵。那个少年痴迷地想。
他忽然勇敢地决定，他将要永远保存这两本日记。
他从此记住了那个女孩的名字。
两年以后，他被上山下乡的洪流裹去了内蒙古草原。临走时收拾行装，他果然把那两个日记本，放进了远行的背包。他带着那两本捡来的日记，住进了异乡的蒙古包。北国寒冷的冬夜，微弱的烛光下，他曾很多次打开它们。喧嚣与孤独的生活中，这个神秘的伴侣总好像在向他诉说着什么；他的生活中由于它的存在，而悄悄独自享受着一份纯真的温情。他想人世间有这样美好的感情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呵。他想他早晚也会拥有。有时他想象着那个女孩的面容呼啸的风声中，她却永远是一个模糊的轮廓……
过大江在内蒙兵团整整7年，期间多次调动搬迁，他说曾有好几次，他都差点想把那两个本子扔掉。那两个小本在许多次的翻阅摩挲后，已渐渐变得破旧，却终究还是被他一次次留下来，终究还是舍不得扔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当1978年知青返城，过大江离开内蒙时，他偏偏又在那一大堆乱七八糟准备处理的杂物前弯下腰去，固执地将那两个本子挑出——他不想让它们再次落入他人之手，他决不会让它们再次丢失了。
于是，他最后居然把这两本日记重新带回了杭州。
直到1979年他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。
直到1980年，有一天他在图书馆阅报时，忽然觅见了那个熟悉的名字。
那个名字对于他来说，实在是太熟谂了。许多年中，他一直以为那是他独一无二的珍藏，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秘密。他固守着那两本日记，仅仅因为那是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发现，他曾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它对话，在同它无声的交谈中得到理解和满足。他与它之间那种微妙的默契，已成为他生命中一种不可割舍的寄托。所以那个女孩的名字实际上对他已并不重要，它也许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。虽然他曾许多次猜测这个大女孩如今的境遇，想象着有一天把日记本交还给它主人的情景——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他在11年后再度发现她的时候，这个名字已是一个随随便便就会在报纸杂志上露面的作家。
然而在他看来，作为作家的她，对于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这个名字已不再属于他独有。这是过大江在欣喜之余，内心涌上的一种遗憾和失望。
于是这个离奇的故事终于在1980年暂时告一个段落。我猜想过大江并不喜欢这个结尾。但他仍然十分守信地将那两本日记，很快托人带来了北京。他决定将它们物归原主时，准备得过于严肃认真，以至于我拆开那用牛皮纸包好的信封，很费了一些力气。牛皮纸里面是一层白色的厚纸，白纸里面又是一层白纸。这个隆重的仪式进行完毕时，焦急不安的我，已是满头大汗。我的手终于从那一层层的厚纸中，触摸到了两个硬壳封面的日记本。我掏出它们时也掏出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。我发现它们其实是那么小那么薄，灰蓝色的封面油漆已被磨损，露出黄色的马粪纸，在本子的左角上，有一朵淡红色的小花……
那时我长久地靠在椅子背上，眼前是一片空空的虚无。作为日记的主人，我失而复得时，却感觉着一种若有所失的怅惘。现在，是轮到我面对这两本从天而降的日记，想象着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，收留了它们又替我照料了它们的那个过大江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？
在我们分别和轮流拥有这两本日记的不同时期，我和他恰好作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心理对位。
我却始终再也没有打开过那两本日记。那个初恋的故事已成过去。
那年春节我和过大江终于在杭州见面。
他和我想象中的那个孱弱内向的少年，似乎有很大的差别。他已是一个高高个子、结结实实、有着宽大的身架、嗓音宏亮的年轻人。唯有那一双微笑而温和的眼睛轻轻松松地洋溢着善良和诚实，眸中折射出点点纯净的闪亮恰是在我心中无数次勾勒过、确信过的，一点没错。只有这样的眼睛，才会看透和珍惜我日记中的那份真诚。
我无法对他说出“感谢”这样的词汇。我只能说我已在他的目光中恍悟：这位替我保存了日记的人，如若不是与当年那个女孩同样善良和单纯，在那样一个年代里，他恐怕早就把它们作为“反动日记”上交组织，或是偷偷销毁。甚至，当他获悉那个女孩成名之后，他还可用日记来敲诈她勒索她……如果我的日记不是因为遇到了过大江这样的人，何其糟糕的后果不会发生呢？
所以我只想对他说，那两本日记长达11年飞去又回的旅行经历，决非是一种偶然。
我忽然感觉着一种难堪的惭愧。我说你曾经在日记中憧憬过的那样热烈而真挚的爱恋，当你见到我的时候，它已成为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。我唯愿你不会因此而对爱情失望。
他淡淡地微笑着。不。他说。只要曾经有过。
我相信他懂得。因为他曾经和我共同享有过那份纯真。
后来的许多年，日子就这样在没有日记的匆匆忙忙中，一天天流逝。过大江从大学毕业，先是在一所中学当英语教师，后又去了一家外贸公司。我许多次回杭州，他似乎忙得连见我一面的时间都没有。我猜他也基本不读我的小说，那些编织的故事，对于一个曾经读过她最原始的“作品”的人来说，恐怕已索然无味。渐渐就听说，他的商务越做越大了，说他搞外贸很投入也很专业，如今已是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，个人收入，也可算是一个小小的“大款”了——这所有关于过大江下海经商的消息，都曾使我十分迷惑不解。至少同我心目中，那个有一双温和善良的眼睛，迷醉于纯情和真诚的过大江，相去甚远。长长的25年，一个人的半生，时间足以改变一切。包括当年的那个小男孩。
一个美丽的春天，我偶过杭州小住，总算用呼机将过大江找到，相约在湖堤散步。由于那无法忘却的日记，我希望解开自己心里的疑惑。
阳光和煦，远山逶迤，有凉爽的微风从湖面上吹来。一棵巨大的香樟树，葱茏蔽日，粗壮的树枝缀着轻柔的叶片，低低地向水面伸展开去。就在那一树浓荫的臂弯里，紧挨着湖边，有一条绿色的长椅。
我们已在湖堤走了好一会，我觉得有些累了。我的眼睛一次次望着那张绿椅，真希望能在那儿坐一小会。可惜那张椅子上有一个人，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人。过大江说那是个园林清洁工人，看样子她正在这里休息，坐一会就会离开的。
我们在她不远的身后等了一会，她没有察觉，似乎没有走的意思。
我看了看表，我的时间不多。过大江也看了看表，他的时间也许更少。
后来过大江就朝那张椅子走过去。他很快地从衣袋里摸出了10元钱，微笑地递给那个女人。他似乎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你能让我们坐一下么？
那个女工受惊一般地站起来，推开他的手，连连摇头。她说我不要你们坐你们坐吧我该走了我该去干活了……
她以极快的速度离开了那张长椅，消失在树丛中。
我们在那条宽大的绿椅上坐下。很久，谁也没有说话。
你说她为什么不要这钱呢？过了一会，大江喃喃自语。
其实她完全可以要的，但她没有。我说。
她不是傻，不是。大江用肯定的口气说，眼睛像湖水幽幽眨动。所以我还是认为，世界上的人，不会个个都是那么唯利是图、贪得无厌的。我还是相信这个地球上，有许多美好的事情，值得我们活着。你说呢？
我无言地望着他，忽然想起大江如今已是不惑之年的人了，略略显得疲倦的面孔，比我十几年前第一次见他，显然已成熟许多。唯有那双微笑的眼睛，却依然清澈、明净如初。
不同人不同的眼睛，即便对同一件事，所看到的东西截然不同。我想。美的丑的恶的善的，终究在人心里，因而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。
我似已没有必要对大江说出我的疑惑。分手时我们都很轻松。
我永远不会再写日记了。所以我只能将这个真实的故事，作以上的笔录。
张抗抗，1950年生，杭州人，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，在农场劳动工作8年。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，后进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。一级作家、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，第七、八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发表小说、散文共计600余万字，出版各类文学专著80余种。
选自张抗抗著《回忆找到我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。
文章来源新三届、图片来源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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